五光绪辛巳本

《广灵县补志》光绪辛巳年（）刻本，是清代第三个版本，亦即最后一个版本。《山西地方志综录》统计，全国有31个单位收藏（同样不计年台湾省影印本和民间藏卷），流传范围小于乾隆本，但民间存书数量相当可观，已知本地私人即存有多部。这部志书是知县杨亦铭纂修、训导张树标检阅。另有协办2人、校对4人、采访11人、劝捐6人、缮写1人、督刊2人，参加这次修志的共计28人。尽管是补修志书，但修志人员仍比上一次增加了1／4，官修志书能够调动人力、物力的优越性显而易见。

《补志》刊印时，还将乾隆甲戌本同时重印，一起配套传世。据我所发现，在本地保存下来的乾隆本，大部分是与《补志》同印的重印版本。大凡同时藏有乾隆甲戌本和光绪辛巳本者，也许都是如此。只是我未全部过目，不便冒然完全肯定而已。真正的乾隆版在广灵我只发现民间有2部，其中我保存的一部仅残剩不足一半。乾隆版和光绪版很好区别，乾隆版长23.3厘米，宽16厘米；光绪版长26厘米，宽17.3厘米，与补志相同。另外两版本的纸质也不一样，乾隆版的用纸又薄又软。令人惊异的是，乾隆甲绪本的版片竟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年之久，再次使用。我将重印本与初印本对照，字迹完全相同。再与《补志》字迹对照，则大不相同。版片能够保存这么多年而无毁损，确实不容易，说明历代官员都非常重视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乾隆、光绪两套刻版经这次印刷后，版片仍一直保存，有3房之多，其中或有康熙本刻版，都存放在城隍庙内，近年才逝世的王治镐老人曾见过。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城被日寇侵占，这批版片才下落不明。

《补志》全书名义上是正文10卷、首1卷，共11卷。实际上正文是8卷，山川、风土两卷俱无补志。有关版本著述均记作“［光绪］广灵县补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有两卷没有一点内容，原编者也在书中作以说明。至于“末一卷”，则根本不存在。《补志》包括补修原有子目和新设子目共43目。全部篇目详下表：

因为是补志，篇目就只能在乾隆本基础上做较小范围的整肃。全书补写子目和无补子目各约一半。新设子目占1／4，可视为有所创新，为志书添加了生气。

杨亦铭等修志不仅补起了百年不传之绪，而且重印前代旧志，看来人、物力都没太大问题。为什么不重修而要补修呢？书中有详细交代。卷首载有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抚部院的《札文》，也就是省政府文件，札文云：“……现已由省聘请博通淹雅多识能文之儒，纂修全省通志。所有各州、县志书亦须一律修辑，以备採择考证之资，籍免舛误遗漏之患。”对于修志方法亦有明确规定：“州县原有志书，亦毋庸更动。先令各牧查明原修志书，以后应载各事，另修补志一册，即照原分门类，挨次编纂。其原修志书以前事实，前志未载，应行添入者，另列补遗一门；或前志已载，尚须辩正者，另列纠误一门；以期简便。”既然上宪明令补志，那么也就只能照章办理，志书只能补修，而不能重修。这里也告诉我们，基层政府修志是为上级政府修志以至全国修史提供素材，在清代已经制度化。

光绪补志在内容取舍上，应该说也有一定成功之处。如关于具体人口数字的记载等，更重要的还有花了大量篇幅在政令志里进行禁烟宣传。可惜没有就鸦片对本县的危害程度和禁烟实绩予以记载。政令志还载有《举办守助谕》，是编练乡村地主团练武装的具体规定细则。这些都很有时代特征，对于研究清朝末年山西政治经济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补志》体例基本无甚大的突破，杨亦铭在序中说：“所得各事，即于分类下续入。无则阙之，纂成补之。体例一遵旧章，不敢妄为增删。尚无前志未载，应行补遗。及已载尚须纠误者，是后也。”此话功过参半。作为补志，将应补内容如数补写，将应载而未载者予以补遗是正确的。把对前志的纠误工作，留给后人去解决，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且也违背上级宗旨。大约他认为上级主要要求补写，其余维持现状，并不过分。本来至少还应补写“辩疑”一目。

光绪补志在志书理论上毫无建树，说明清末志书理论发展停滞，趋于僵化，使志书难具特色，修志事业江河日下，显示出沉沉暮气。这与整个社会形势不无关系。清末统治的腐朽，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方志事业的发展。

六旧志余音

光绪补志56年之后，到民国二十六年（）初，广灵县又筹划修志。但工作刚刚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广灵陷入兵慌马乱之中，修志成为泡影。具体组织、筹备和资料搜集情况，今已无法查考。

解放后，年，原县教育局长贾化宇独自搜集资料，再度续修志书，并陆续撰写出一部分初稿。也有人说已完稿。“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此受到冲击。事业未竟，老人长逝。已成手稿，后于家中散失，未能保存下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倡导修志呼声日甚。广灵县从年开始筹备新修志书，年4月，县志办公室成立。在纂修新志同时，着手整理标注旧志。年又从北京影印回康熙本，连同原有乾隆、光绪本，将清代3个版本从本县合印部。年装订成册。有此，足可使清代志书传之不朽，不会再像明代各个版本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