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教育家、学者,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人。年出生；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第一部论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作用等问题的专著。年1月8日22:55分逝世，享年岁。

甘惜分22岁毕业于延安马列学院，曾给贺龙部队高级干部开课，是廖汉生、余秋里等人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人。年他不幸被日军俘虏，受严刑拷打未吐露任何信息，越狱死里逃生却受到组织怀疑失去党籍。他的学生和朋友们都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甘老师没有党籍,因为他从言到行都是标准的共产党员。

我总是回答说：“被敌人抓去了,我既不暴露姓名,也不暴露真实身份。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千方百计保护党的机密。最后冒着被敌人抓回去砍头的危险逃回来主动找党，有这样的叛徒吗？”

口述

甘惜分整理

李响

年我出生在四川邻水县的一个破庙里,3岁时父母就都去世了,是大哥抚养我,供我上学。但家里太穷,读到初中毕业我就在乡村小学当了教员,那是年,我只有16岁,已经是个“进步青年”,每月挣来的钱都用来买进步书刊,尤其是邹韬奋办的杂志,对我影响很大。年,我在县政府当小职员,到成都接受短期培训,当时“一二·九”运动波及全国,我也在成都参加了游行。

受贺龙罗瑞卿之托给将士讲马列

我内心十分向往革命,很想加入共产党,但邻水的共产党早在年就被“肃清”了,我找不到组织。年底,我突然收到好朋友熊复的一封信,写的很简单:“接信后速来我家,同赴延安。”熊复那时经常和我通信,解放后他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年，甘惜分先生在延安抗大校园

收到信,我真的高兴得要死!我决定立即出走,除了思想进步的五哥，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我走之后县长发出了通缉令,那时候去延安可是项大罪名。

按党组织的规定,去延安要报告四川省委审查批准,我们在成都等了几个月才得到批准。接着我们经川陕公路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用卡车送我们,3天后,年2月26日,我和熊复终于到达延安。

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不久转到中央马列学院。马列学院为党培训理论干部,学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读的是《资本论》等经典原著,我还时常听到毛泽东、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等人的精彩讲话。年5月,我入党了。

在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四川是天府之国,吃的又好又便宜,到延安后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是很不容易的,只能吃小米。不过马列学院的学员待遇很好,晚上看书我们点的都是白蜡烛,当时延安大部分人只能用煤油灯。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是平常事,毛泽东那时看上去跟普通八路军战士差不多,几乎没见过他穿合体的衣服,有时裤子只到小腿肚,上衣也很破旧。

像我这样从外地到延安的年轻人有5万,中央决定把大批年轻人迁到敌人后方,缓解延安压力。我奉命回到抗大去担任政治教员,抗大队伍有一万人左右,由校长罗瑞卿带队,渡黄河,过山西,到晋察冀边区休整待命。正逢贺龙将军率领的八路军一二O师也到晋察冀休整待命,贺龙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是长征过来的,会打仗,有战斗经验,但是不懂马列理论,能不能给我们派两个政治教员来指导?”罗瑞卿一口答应,当即派出两个青年教员,一个是我,一个是文山,开了个“高级千部研究班”,我负责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发展史。班里的学生后来有很多在全国闻名,比如第一期的廖汉生,后来当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二期的余秋里,后来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课堂上我是老师,下了课后他们就是老师了,我爱听他们讲长征中的经历,受到很大教育。他们毕业后我没去找过他们,不给人添麻烦。

鬼子来了我没有枪赶紧把随身文件埋起来

年,我受晋绥军区政治部指示,去绥蒙军区做调研,同绥蒙军区政治委员高克林整夜长谈。我认为只在司令部还不够,要了解情况就得上前线,于是我去了绥蒙军区步兵二营。绥蒙军区都是骑兵,只有一个步兵二营,据说是战斗力最强的步兵部队,营部处在游击区,人烟稀少,每天换一个村庄住宿,白天游动。

到前线才三四天,年5月14日,我们正在平鲁县东港村午睡,听见山上放哨的“啪”打了一枪,日本鬼子来了,大家翻起身来就上山,枪声越来越密集,营长下令“撤”,大家又掉头下山,跑进一个山沟里,战士们一脚就上了土坎,我爬上不去。我是文职人员没有枪,马也跑得不见踪影,敌人眼看就追来了。我随身背着一个布包,里面是我和高克林的谈话记录,都是军事机密,我知道自己跑不掉了,赶紧把布包埋在土里,刚埋好敌人就抓住我,他们抓住我时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连刻着名字的图章都埋起来了。

被俘后,我被汉奸用皮鞭抽啊,打啊,他们逼问我叫什么名,干什么的。我在被抓进敌营的路上就想好了说法,我说我叫康有成,是个教书先生,在部队里教当兵的认字,刚来部队,什么都不知道。后来鬼子用毛巾把我嘴捂住,往里灌水,灌到最后我“嘭”的一下全吐出来,他们继续灌。我在黑牢里被关了4个多月,吃的是日寇剩下的“锅巴”,大老鼠白天在我身上爬来爬去。

哪怕被刀砍死我也要回部队

年9月,日寇扫荡晋察冀边区,我被押到大同,又到广灵县,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那时我每天扫地、打水,看管我的汉奸以为我是个勤杂人员,胸无大志,也就放松了警惕。9月24日,天刚蒙蒙亮,几个汉奸逛窑子回来,睡的像死猪似的,我拿了个西红柿就朝着山上奔去。跑到山腰,太阳出来了,山下敲锣放枪,是敌人发现我跑了正在到处搜捕,当时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再被抓到就和他们拼了,哪怕被刀砍死也值得,无论如何我要回到部队。毛主席曾说,我们这个部队有个特点,被打散了还能回来。

我一直跑到山顶,那里有个小村子,我问老乡,这里有八路军吗,他们说这里就是八路军游击区。我当时发疯似的大笑,我可算逃出来了!

审查有结论时才能恢复你的党籍

当天晚上,当地党的区政府的人来了,我讲了我的经历。游击支队长问我晋绥部队政治部主任是谁,司令员是谁,我答对后,他说:“好吧,把你送到军区,你这个问题只能到军区才能解决。”

第二年5月我被送回晋绥军区,去年这个时候,我从这里出发北上调研,整整一年过去了,同志们看到我还活着都大吃一惊。我脱党一年,党籍没有了,组织上跟我讲:“你刚回来,你的经过,组织一点不了解,党籍问题谈不上了。你照常工作,安安心心地在这儿接受审查吧,审查有结论的时候再恢复你的党籍。”我被俘前埋在土里的布包被当地农民在种地时发现,送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我打开一看,东西一件不少,我说,这就是证明啊!我在最危急的时候保存了党的机密!

但是党组织不这么看。我到底怎么跑出来的?是不是当了叛徒?没有人能够替我证明。我要求组织上到广灵县去调查,让山上的老乡证明我是逃出来的,但当时还在打仗,不可能派人去调查。组织让我耐心等待,好好工作,“这也算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我没想到的是,考验长达40年,此后我到任何部门,担任任何职务,都要接受审查,但一直得不出结论,因为组织上一直没有派人到当地去实地调查。这样的日子很难过。

在晋绥日报工作期间

抗战胜利后,内战开始,晋绥军区政治部派给我一项新任务,每天把军情写下来交给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由他们转给新华总社,后来干脆我被派到绥蒙前线当记者。我就这样跟新闻行业打上了交道,后来到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

年，甘惜分先生担任新华社西南分社任采编部主任

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我们晋绥总分社十几个人前往接管“中央社”总社,挂起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牌子,我担任采编部主任。年,西南局批示我重新入党,这是为有利于我工作,因为要去党的重要会议旁听采访,必须是党员身份,尽管我心里坚持要恢复原来的党籍,但为了工作我只好同意重新入党。年,新华总社调我回北京,却又撤消了我的党籍,说我的“变节”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件事至今令我奠名其妙。

年，甘惜分先生与夫人

造反派为打倒我竟查清“叛变”真相

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燕大是美国创办的,中宣部决定派有党报工作经验、懂马列主义的干部去当教授,我是个合适的人选。年9月1日,我到北大报到,填表时最高学历我如实写了初中,工作人员很奇怪,初中生怎么能当北大教授?他问我还上过什么学,我说延安马列学院,对方高兴了,说“这可是块金字招牌!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好样的!”我在北大呆了4年,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便去了人大当教师。

年，甘惜分先生在北京大学

甘惜分先生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证

我负责讲授新闻理论课程,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教材,苏联也没有,我决定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从年到20世纪80年代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收集材料,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时也在思考。年,我写出了《新闻理论基础》。再后来我培养了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又连续培养了10个博士,今天他们都成为我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如喻国明、刘建明等。

文革期间我被“打倒”,妻离子散,一家五口分散到四个省市。当时我50多岁,已属老年,却是老年中千活最多最重的,我在“五七”干校当了3年石匠,日子久了我真的就想当个石匠,不想再当“臭老九”。但我还是喜欢看书,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读了大量历史书籍,爱上了史学,创新了新闻学与历史学同一论。

可喜又可笑的是,我在抗战时的“叛变”问题终于在文革期间查清了,造反派学生去了山西广灵,即我当年逃出的地方,向当地人调查,那时监管我的汉奸已经被押到新疆劳改,他们又到新疆调查。这样费力气的调查,目的本来是想加重我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我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我总是回答说:“被敌人抓去了,我既不暴露姓名,也不暴露真实身份。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千方百计保护党的机密。最后冒着被敌人抓回去砍头的危险逃回来主动找党,有这样的叛徒吗?”

年，甘惜分先生回到延安

真相查明后,我的党籍仍然没有恢复,直到年,中国人民大学奉上级的命令,把我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恢复年的党籍。到今天,我的党龄已有73年。宣布恢复我等待40年的党籍时,我的级别待遇还停留在解放初期,我很难说什么话,我也不在乎那些。

年，甘惜分先生与邓力群和温济泽

我一直很自信,坚持着,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文革后,有的同志痛心疾首,心情灰颓。我却坚信马克思建党学说,人类最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实现。我视党籍为我的生命,我为它从四川投奔延安,在全国奔走,为它日夜奔忙。我的学生和朋友都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甘老师没有党籍,因为他从言到行都是标准的共产党员。

年，甘惜分先生在家中

回顾一生,命运坎坷,从不消沉,被批判了又站起来,照样工作。有人称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泰斗,我不接受,只当中国新闻界的普通一兵,自学到底。

以上文字来自《国家人文历史》

图片来自人大公共传播研究、甘惜分先生微博、大家光影、人大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