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年4月10日星期六不限行

美丽唐县主编：石振明

西雹水村的历史事件

御宿行行到，畺臣个个怡。

报称三寸足，远处问何其。

秀木轩和惬意斋均为灵济祠门前西侧建的专为皇帝巡察的行宫。乾隆题诗以“广利渠、灵济祠、秀木轩、惬适斋”为题的诗各有四首。

从这里可以得知，乾隆皇帝每次来唐县或途径唐县都要来西雹水村西的河神祠巡视。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曾多次驻跸西下素行宫，光顾西雹水村。所走的路线应为从西下素西行，经西城子、南雹水村，至西雹水村，由南沙沟进村，黄罗盖伞旌旗护卫，从大街向西，出西门，过古龙岗、柳坊，再到河神祠。一位皇帝五次踏进西雹水村，这在唐县是仅有的，说明西雹水村是一块风水宝地，皇帝的光顾是西雹水村的造化，乾隆帝给全村带来了鸿福。　

第三节徐春绵抗警捐

一、酝酿据

《唐县志》大事记载：民国四年（年），唐县巡警局向全县强征警捐，这对于连年灾荒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西雹水村有一村民，姓徐，名春绵，此人善习武，侠肝沥胆，爱抱打不平。见乡民被肌饿和捐税所迫，振臂一呼，对村内“棒棒会”的人说：“天灾压人，咱没办法管老天爷，可捐税压人，咱可要说达说达。官逼民反自古以来就有，与其让官逼死，不如自找生路，大家拧在一起，到县衙与狗日的论理去！”众人齐呼：“拼了吧！”

二、抗捐

第二天，天还未亮，徐春绵带着“棒棒会”的人就向县城进发。沿途百姓听说是抗警捐，好多人自愿加入到抗捐队伍里来。徐春绵带着抗捐大军从西关入城，直扑县公署和议事会，还未等县知事明白是怎么回事，“棒棒会”的人早就一气之下砸了县公署和议事会。县公署的人一见这阵势，一个个吓得纷纷逃命。徐春绵带领大家乘胜包围了巡警局，警长下令巡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两人。徐春绵急红了眼，让人找来县知事，他一把揪住县知事冯伯俞大声斥责。县知事被徐春绵的气势吓坏了，为平息事态，他急忙答应免除警捐，罢免巡警局警长、抚恤被打死村民及家属等五项条件。徐春绵抗捐很快传到直隶省府保定，省长为防事态扩大，急忙下令撤销冯伯俞县知事职务，并派一委员到唐县处理抗捐一事。徐春绵带领“棒棒会”抗警捐一事已载入了《唐县志》《唐县土地志》中的大事记。徐春绵的反抗精神被唐县人世代敬仰。徐春绵成为西雹水村历史上第一个被载入唐县史册的人。

第四节种罂粟与禁毒

一提到抗战，人们想到的便是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凶恶，却很少有人知道日本鬼子强迫农民种罂粟，教唆中国人吸食鸦片，对中国人民进行毒化的阴险毒恶。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年，东北全境沦陷。日本违背国际禁毒公约，强迫东北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罂粟，将罂粟提炼成鸦片毒品，在沦陷区广设烟馆，销售毒品。年“七·七”事变，华北沦陷，日本便在华北沦陷区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同时，大量向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走私鸦片。日本实施这种毒化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大量兜售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搜刮社会财富，为其侵华筹措军费，以毒养战。二是最大限度地麻醉中国人民，摧残中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以减少他们对日本占领军的抵抗，达到强化殖民统治的实际效果。

一、日伪强迫农民种植罂粟

年10月8日，日本鬼子侵占唐县城，为了加强对唐县人民的统治，遂建立日伪政权，唐县成为沦陷区。

年，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禁烟法规。在《华北禁烟暂行办法》中规定“非经主管官署的许可不得栽种罂粟”“罂粟栽种人应于每年1月31日前向禁烟总局递交申请，写明姓名、年龄、原籍、住址及栽种的场所、面积，才能发给栽种许可证”。在《关于征收烟田罚款》的训令中规定“烟田每亩征收18元的罚款”。在《华北禁烟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罂粟栽种人要在指定时期内把生产出来的粗鸦片卖给禁烟总局指定的特定人，粗鸦片由总批发商卖给零售商，鸦片膏除了主管官署指定人以外，可由总批发商卖给零售商，再由鸦片零售商卖给吸食者”。并在一些法规中对鸦片的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进行规定。由此可以看出伪政府对鸦片的种植、收购、贩卖以及价格进行严密的统治。而法则中的“禁烟”并非真正实现鸦片禁绝，而是通过对罂粟的栽种、收购乃至定价的全面控制，而取得巨额利润的一种政治欺骗。

年1月，日本在唐县建立大亚公司。隶属于保定日军宪兵分队望都分遣队，实为日军宪兵侦谍班，设经理1人，翻译1人，日军士兵4人，经理为侯藤正雄。此人久居中国，受过多年特务训练，目标是搜集唐县的抗日情报，破坏唐县的中共组织，推行“以毒养战”、“以毒制华”政策。

唐县沦陷后，日伪政权采取利诱和强制手段，使唐县农民停止种植粮食作物，改种罂粟。日伪当局在县公署增设禁烟股，每年春播鸦片时，禁烟股按各村的土地情况，分配种植鸦片的亩数，并指定村公所按亩数再分配到各户种烟农民名下，按名编造种烟亩数清册，呈报禁烟股，以备核对。日伪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种植，开始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奖励。

罂粟原产南欧、阿富汗等地，一年生草本，株高30-60厘米。茎直立，不分枝，花单生，白色、粉红色、红色、紫色或杂色，蒴果球形或长圆状椭圆形，花果期3-11月。种子细小。罂粟喜充足的阳光、肥沃和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较耐寒，栽培要求技术较高。清明前后整地，不能有坷垃，播种时用钩子勾出浅沟，撒种后覆盖洗砂土，以看不见种子为宜。苗出叶5片时定苗，3寸一棵，20公分行距。未成熟果实含乳白色浆液，制干后即为鸦片，和果壳均含吗啡、可待因、罂粟碱等多种生物碱，这些毒品吸食可上瘾。因此，鸦片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西雹水村民用罂粟壳熬水医治牙疼、头疼和肚子疼。

西雹水村村南的水浇地全部种植了罂粟，罂粟开花时，田野里成了花的海洋。罂粟开花后便结果，果为青色蒴果，村民称“大烟葫芦”。一株结一个的村民叫“和尚头”，可以割汁20天，产量高。一株结三四个的村民叫“四平头”，只能割十三四天，产量低。割大烟就是用刀在罂粟蒴果四周割口，据说大烟怕铁不怕铜，割大烟要用铜刀。村民没有铜刀就用鞋拔子改造，有的就把过年扭秧歌用的铜钹、铜镲扳一块边当割烟刀，有的用大针。每年七八月，罂粟开花半月结成青色蒴果，午后用刀或针刺其外面青皮，有白色状粘液渗出，第二天早晨，以竹刀片刮下收存于瓶灌内。大烟汁村民叫“大烟奶”，将大烟汁凉干，成为鸦片初级品——大麻，村民叫“大烟干儿”，等待禁烟股收烟队来收。

收购鸦片的整个过程，村民均受到鸦片收买机构与鸦片缉私队的盘剥与迫害。在收购烟干的时候，专卖署人员伙同日伪警宪，借机对烟农百般刁难，故意压低烟干的等级，进行敲诈勒索。届时日本当局派专人到村里收缴。每亩收20两，如果交不到所定的数量，便施以拷打、灌凉水、辣椒水、汽油等严刑。

从罂粟蒴果收割的大烟汁晒干的大烟干儿叫土烟，纯度虽然不低，但含杂质高，颜色为黑色，保存不久就会变质，需用铜锅煮，没有铜锅的就用铜脸盆煮，村民把煮大烟叫做“熬大烟”，熬好后用纱布进行过滤，最后晾干，就成为白色的福寿膏了，这是鸦片的上品。在晾干的过程中跟所需弄成各种形状，有的放在瓷罐子里储存，可多年不变质。

年后，西雹水村村民种植罂粟技术基本熟练，产量也随之提高，但日本采取产多少收多少，而报酬不增加，残酷剥削村民，每亩只给三四尺棉布。粮食作物种植减少，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村人苦不堪言。西雹水村人为了与日本鬼子斗争，偷偷地把豆腐汁与罂粟汁掺和在一起晒干成大烟干儿，以此胡弄日伪禁烟股收大烟队的工作人员。

二、边区禁毒

日伪划定种烟区，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同时教唆中国人吸食鸦片，当时好多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其中有不少富户因吸食鸦片而穷困潦倒。针对敌寇的毒化政策，为彻底根绝毒患晋察冀边区政府多次发布有关禁烟禁毒法令、条例，决心以法律强制禁烟。

（一）禁种

严禁种植罂粟是顺利实施禁烟禁毒的政策的第一步。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指出日寇厉行毒化政策，强迫民众播种罂粟，影响中国抗战大局殊非浅显，命令各县彻底查禁，违者严办。随后唐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工作组下乡深入到平原区的北罗、围城、高昌、拔茄罂粟种植村宣传贯彻执行政府法令。年4月，该委员会再次命令各级政府“开展拔苗运动，将所种植鸦片悉予根除，改种粮食，以打击敌伪阴谋，增加我抗战力量”。唐县日寇强迫平原区农民种罂粟，并按每亩五十元征收烟税，在边区政府和党组织的动员下，唐县抗日政府组织下乡工作组，深入种烟区各村发动群众，全部拔除大烟苗。

（二）禁售

严禁贩卖毒品是禁烟禁毒的第二步。年9月6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贸管局卡及检查站稽查与处理违禁物品的决定》，明确将对国家社会带来有危害性质的毒品鸦片列为违禁品，严禁私自贩卖。年10月1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管理烟毒的布告》，为了更好地贯彻边区禁烟法令，限制以肃清敌寇毒化的余毒，年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又颁布《晋察冀边区鸦片缉私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鸦片禁止私自买卖、贩运或制造”，“部队、机关、团体以及群众性之组织均得对鸦片烟贩缉私，但须送禁烟督察局或区以上政府处理”。为提高鸦片缉私积极性，该暂行办法还特别规定了奖励措施。

（三）戒烟

戒掉毒瘾是禁烟禁毒的最后一步，也是难以控制的一步。年12月3日，晋察冀边区颁布《边区戒烟暂行办法》。其规定：瘾者(即吸食鸦片瘾者)须在一定时期内向村街公所进行登记，在自觉自戒和政府帮助下限期戒绝。晋察冀边区政府采取发动群众监督和帮助的方法说服烟民，使他们从心理上认清烟毒的危害。帮助烟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配制戒烟药。《晋察冀日报》曾宣传报道有效的戒烟土方：烧酒一斤，合上烟土与粮食各两钱，碾碎制成。用时每天喝一盅或两盅，喝时再兑上同量的酒，这样不到一个月，酒喝完，烟瘾也即可戒掉。经过边区政府禁种、拔苗、禁售、戒烟等强有力措施，唐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粉碎了日本的以毒制华的罪恶阴谋，取得了禁毒的胜利。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强迫唐县沦陷区农民种大烟的日子，是日本将“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战略目标演变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行为，在侵华中推行毒化政策，摧残了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削弱了中国抗战力，破坏了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时刻不能忘记的国耻。

杨增艮，年10月8日，生于唐县西雹水村，毕业于保定教育学院中文专业，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曾任唐县大洋中学、六一小学和望都培英双语学校校长，中国西部地区教育顾问，河北省教育学会会员，河北省修辞学会会员，保定市名师，河北省优秀教师。《小小说月刊》俱乐部会员，作品发表在各级报刊。著有《岁月风雨》《凤凰屯》《春雨蒙蒙》《家乡纪事》《大洋区教育志》《西雹水地名史话》等，曾编纂《唐县志》《唐县年鉴》，并任副主编兼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