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钟声扬则属于后者。

原朔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钟声扬离开我们5年多了，可是仍有许多人还怀念着他。

生前曾先后担任中共广灵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朔州市文联党组织部书记、主席，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系山西省文联主席团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山西散文诗学会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东方名人研究院院士，国家一级作家。个人传略年入编《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年入编《世界名人录》。

年8月．钟声扬出生于山西省灵丘县曲回寺村，这里群山环绕，碧水西流。曲回寺是一处佛教圣地，除原有的寺庙外，深埋于地下的还有座，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目前尚未开发。同时，曲回寺与河北阜平为邻，是晋察冀边区的一块腹地。年，白求恩在这个村子里住过一年；聂荣臻司令员多次骑着白马，在月光下踏过村前的小河前来看望白大夫。钟声扬的父母与白求恩比邻而居，和战士伤员们朝夕相处，并且亲身参与了伟大的抗日解放战争。所以，他出生以后，这些美好的传说和故事伴随着梁间燕语，阶下虫鸣；贯穿于田野冬闲、霰雪无垠。农民五七成群，在场前檐下，笼袖曝日，七嘴八舌；以及在夏日昏黄，杂座树阴，纳凉闲话。人民对英雄的景仰和爱戴，在不知不觉间，浸染了他的心灵，塑造了他的童年。

现代格律体长诗“灵魂三部曲”：《月魂》《花魂》《国魂》实际上就是源于童年的耳濡目染，是环境和经历的产物。有人把钟声扬称作“政治抒情诗人”固然不错，但是容易使人产生误读。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因之三十年前，钟声扬把自己炽热的民族情怀通过散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是赤子对母亲的歌颂，是野草对大地的眷恋，是作家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有人根据他文学起步时所选定的题材以及他一生的政治活动，进而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家”，这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我们说，他的一生始终是一位作家，他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感情，他用自己一生在文化上的躬耕和汗水以及在散文诗这一领域的建树证明了这一点。与他的“政治抒情诗”、“爱情三部曲”相对的是他的情节和哲理散文诗，这就是《梦影》（6部）与《星谱》（10部）。《梦影》“是写给跨世纪青年关于人生哲学的一部大书”，《星谱》是把哲理、诗和美融为一炉的一部智慧书。我们说，在中国文学史上，钟声扬的长篇哲理诗以其规模的宏大、内容的深远、诗意的富厚、表现的深刻与独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睿智与思想，经过整理和精选，应该成为广大青年和学生的必读书目。

《归来吧，香港》是钟声扬的一篇得意之作。在香港回归之际，他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这首诗，以其吞天吐地的气势，海阔天空的想象，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对于香港百年回归后的喜悦和豪情。当时，海内外的不少诗家都即兴赋诗，但是，能够达到像这首诗一样气度恢宏、淋漓尽致的很少。那是我一生当中很少读到的一首好诗。

得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正是今冬的连续大雪天。从年我蒙他调到朔州文联后，一晃已是16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在他主持朔州三晋文化研究会后，我三天俩头总要往他那里跑。一方面是世界这么大，而我的去处很少；另一方面，是我在他那里，总能得到一些关心和爱护。因此他的逝世，使我觉得很悲伤。他这一走，我再出门之后到哪里去呢？

像我这样蒙他关心的人太多了，近年来，他为50多位中青年出版的诗文作序，为迎接我市建市20周年，他又主编出版了《朔州文化系列丛书》《朔州历史文化丛书》《朔州通史》等，知人善任，惜才如金。他主持的朔州三晋文化研究会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奋勇争先，取得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成果。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成为吸引老中青学人，培养文学青年，打造我市文化的一块坚强阵地，成为一张文化招牌，成为朔州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年轻时候上路，中年的时候开路，老年的时候指路”。钟声扬的一生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对自己惜时如金，待别人善心善意。凡是到他那里的人，都是有疑难，有困难，有委屈，胸中有块垒的人。对于别人的稿子，他都要一字一句的改，对于别人的诉说他总有一句一字的倾听。我从来都没有听他说过自己有什么委屈，自己有什么病痛。因此，得到他逝去的消息，我怎么也不相信。在我的印象中，他仿佛是永远不会死的。

他在年幼的时候曾经步行7天去报考大同师范。正月初三上路，天下着雪，父亲让他背了一匹布，说能卖三块二毛钱。这点钱，一是作路费，二是将来天热了换夏装。他走时父亲钟培武没有送他，父亲对他说：“有多大的胆走多远的路，去吧！”为了省钱，一路上他忍饥挨饿，讨吃要饭，背着风跑，鞋底结满了冰，终于在第7天的晚上走到了大同东关。那天没有电，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他在黑暗中问了好多人才走到了学校。

那风雪中年幼的孩子，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老去了，倒下了；竟然在又一个隆冬大雪天又一次上路了！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每次到他那里，走的时候，他都要送出门外。他这一走，我真不知道该怎样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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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扬兄，一路走好

　　 　　 　　 　　 　　 　　 　　 　　　李　尧

突然间，声扬同志默默地走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赴京诊病前的看望，竟成了此生相见的最后一面！在京住院期间，他要通我的电话，诉说了诊治情况，嘱咐了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一些工作，语气恳切，声音洪亮，情绪激动中表达了治愈疾病的愿望。我安慰他，鼓励他，祝愿他早日康复。可哪能想到，通过电波的谈话，竟也成了最后的一次。

更为遗憾的是，在他返朔后，仍未见上一面。当时启宇告诉我，头天晚上七点多钟从北京起程，整整颠簸了十二小时，疲惫不堪。我嘱启宇，让他好好休息，第二天上午我再去看望。孰料仅仅几小时病魔就残酷地把他带走了。未及见最后一面便痛失挚友，不能不抱憾终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雁北地委宣传部工作，声扬同志是广灵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每次开会我们都要促膝长谈。当时他的《月魂》已经出版，报刊上发了不少评论。这部长诗的创作，每每成为谈话的内容。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成功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很使我感动。由此，也更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年4月我到广灵县下乡，他十分高兴，公干之余，领我参观了水神堂等诸多名胜古迹。我把组织上要调我到朔州的消息告他后，他欣喜异常，说不久也要到朔州工作了。于是我们相约，到朔州后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回顾在朔州工作的年年月月，我们共同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年教师节时，他任职市文联，我主持文教委的工作。我想这个教师节要过得隆重热烈，需在会场上悬挂一幅楹联。琢磨了数日，写出了这样一副：“庆佳节尊师重教奠朔州建市基业，聚群英兴学育人树祖国四化良材”。我把稿子送给他，本来是想让他帮助修改的，不料他却加以“吹捧”，在文联的刊物发表了一篇短评。我想，这就是我们相约的互相支持吧。

年我到朝鲜参观访问。首次出国的新鲜感，促我写出一首《朝鲜行吟》诗，以五言短句畅谈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我感到写的既浅薄又平淡，只能作为自己的日记素材，没有什么价值。可声扬等同志见到后，便安排在《朔风》杂志上发表，并写了题为《〈朝鲜行吟〉是一首好诗》的评论。他的赞誉我虽不敢当，但却大受鼓舞。

此后几年我又数次出国。每次回来，我都写见闻纪实和考察报告，最后辑成《异域纪行》一书。其中好多篇章都在征求他的意见后作了修改。这本书的出版凝结了他的不少心血。付印前，他又写了题为《〈访欧日记〉的大文化内涵》的评论。从主题、章法、语言、情感诸方面作了认真点评。他写道：“尧兄近十年间受命出访过朝鲜、日本、美国，并两次到欧洲一些国家考察。他每游必文，每文必送——送我。我呢？来文必读，每读必评。当然，这是文缘。”“读他的文章，评他的文章，都是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这种文缘，这种心灵的感应，使我们成为真正的挚友。

年初，我的《兴学纪言》一书出版。这是我主管朔州教育工作十年间的一本文集。数十篇讲稿和文论，记叙了我在朔州教育阵地上耕耘的历程，讲述了我的愿望、追求、企盼和观点、主张、要求。虽然它是我心血的结晶，但所写内容均为往事，只能起个“立此存照”的作用。但声扬同志却高看它，写了《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书评。他指出，拙作“从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论述了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阐释了教育工作的内在规律，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主张，颇有见地。”他还归纳出文献性、前瞻性、系统性等九“性”，概括了这本书的特点。

年钟声扬同志的新作《星谱》问世。拜读之后，顿觉心胸开扩，气象万千，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星光灿烂的世界。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读后感。感受最深者有二：一是把深奥的哲理形象化了，艺术化了；二是创立了“两行体”的崭新诗体。钟兄对这两点十分认同，说是抓住了《星谱》的真谛。壮心不已的声扬，《星谱》之后，又陆续写出杂感式的哲理诗多句，并广泛搜集素材，准备创作长诗《屈原》。本来我和他说好，是要当这部大作的第一读者的，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

年12月，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我俩同时走进了这座历史文化殿堂，在一张小桌前面对面办公。这下好了，我们朝夕相处，共付文案。商讨工作、审读书稿、品诗论文、谈天说地乃至子孙教育、家庭琐事，话题无限，只苦时短。数年的合作，倾心、惬意、乐此而不惫！

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几年来，编写出版了大量书刊，无论制订编纂方案和审定各类文稿，他都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俩更是心有灵犀，一拍即合。尽管编写《朔州历史文化丛书》、《朔州通史》、《朔州民间文化》、《朔州古诗选》等著作，出版会刊，任务重、压力大，但在他的主持下充分调动了每位作者、每个成员的积极性，苦干、硬干、连续干，做到了按时完成编写计划。他本人也承担了好多编选和撰写任务。五年来我们出版的多部书刊，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在研究会内，声扬同志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