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历戊戌本

清康熙年间知县李焕斗在主持修志搜集资料过程中，“于生员王所州家，得胜国之残篇”（康熙本《广灵县志·序》），这残篇便是明万历本《广灵县志》。由于他将其序载入新志，为这个后世无传的版本留下珍贵的一页。根据这篇序不仅能够溯讨其它明代版本，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从中较多地了解这个佚本的概貌。序中简记了万历本的方志观点，体例概要和纂修经过等。因全文仅字，使人怀疑它是否有过残失或被人删动。不过，今天只能就现存面貌来讨论了。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序之作者，万历本主修人杜一奇的方志理论观点，高度概括了方志的性质和作用。序中说：“邑有志，犹国有史，家有乘也。由此，可彰往以察来；由此，可即古以验今。”今人每以清代章学诚为方志学的鼻祖，不厌其烦地例数他“志乃史体”，“一方之全史”和“方志同于国史家乘”的论述，似乎唯章氏识此而首倡。其实，志为地方史的认识在明代已相当普及，如弘治本《句容县志·序》说：“夫志，郡史也。”万历本《猗氏县志·序》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杜一奇“彰往以察来”，“即古以验今”的论断，无疑是对方志资治作用的妥贴诠释。这一方面，并不比清人逊色多少。

杜一奇纂修广灵县志除旧志残本所存资料，还有书香世家国监李延龄为他提供了五世家记野史资料。撰写完毕，又“雇求乡选元董君效、白君琬，重加考订。使残缺者补，失次者序”。可见其修志态度是很严肃的。

万历本按明代惯例，类目分为两级，也就是序中说的：“类大纲6卷，折细目44条。”可惜具体篇目今已无从知晓。

至于我把这个版本称为“万历戊戌本”，是因为序中只有始修之年，无成创之时，仅能冠以始修时间为名。

《广灵县志》这个版本不仅年刘纬毅著《山西方志佚书考录》没有发现，而且新近出版的李裕民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祁明编《山西地方志综录》的“佚书考”里，都没有提到这个版本，冀以后再版时能予以补上。在洪武、嘉靖两时期广灵是否修志还存有疑问的情况下，广灵明志至少应增记这个版本。这样，全省佚志应为种，不再是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