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乾隆甲戌本

《广灵县志》乾隆甲戌年（）刻本是清代第二个版本。据《山西地方志综录》统计，不计年台湾省影印本和民间散存藏卷，全国尚有52个单位收藏原书（间有光绪七年重印本）。志书由知县郭磊纂修，训导周天申检阅，另有协办、采访、校对等22人。据郭磊在序中说：所有参与这次修志的都是“绅士中”“宏博端方，才堪任事者”。人员分工明细，力量充裕。较之李焕斗时，更加显示出官修志书的庞大阵容。

全书正文10卷，每卷为一分志，加首、末各一卷，共计12卷，下分61目。具体篇目详下表：

乾隆本的篇目比康熙本有重大革新。在分志设置上，建置志改为营建志，取消了祀典、学校两志，将原来子目中的山川和风俗两目升格为分志。其余虽大致相同，但次序亦有所变更。子目设置的变化更大，归属也迥然不同。尤其是凡例、辩疑、杂录等子目的增加，使志体更为完备。据此，郭磊称这次修志为“重修”是合清理的，周天申称为“续修”则不妥。篇目的重大革新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郭磊“承乏广灵，甫下车即取县乘阅之。疑其于本朝之良法善政缺焉，弗详。节妇、孝子廖廖无几”。其次是李焕斗等所修志书已逾周甲，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新生事物的涌现和旧篇目本身的缺陷不能适用。

乾隆本的体例很规范，对于康熙本“前有小引，后加‘论曰’；忽用李公语气，忽用绅士语气；几无以辩”的穿靴戴帽式完全予以摈弃，而改之仅在每个分志前加一概括性说明，各子目前后均不再加引、跋。体例上对旧志的大胆取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卷首新设凡例，对旧志的各种删改原因都一一做了说明。

乾隆本的志书理论方面看似乎没有提出多少新的东西，因为在志序结尾时严正声明：“若夫统论志书之由来，以及宜修辑不宜残缺，一切议论，前贤言之详矣。邑志旧序俱在，余亦不多赘云。”但就如何在旧志基础上重新修志，乾隆本却是很有见地的，较前代进步明显。一篇字的《凡例》，很集中地道出了对重修志书认识上的提高，不能不算是方志理论上的巨大进步。如人物志立传标准：“唯事业人品照耀千古，真堪不朽者，方为立传。”其次者仅在人物表“本人名下附立小传”。至于“同事之人，虽有嘉言善行，经上宪嘉奖者，亦不採入，远嫌也”。对旧志的删改原则是：“事介疑者，不敢议论，恐后见闻未必如前人也。唯附会舛错，人人共见者，酌行删改。”还有“艺文内无关政治、无关风化者”，“间有删削”。这些对于今天修志仍有一定借鉴作用。

乾隆本的内容较康熙本更加丰富充实，科学性更强，记述也很客观，许多地方不墨守成规或拘泥于前人。如关于恤儒仓、恤族仓管理条例和北土岭人工扑灭蚂蚱的记载，即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郭磊亲自总结采用地头掘壕，赶蚂蚱入内深埋的抗虫灾方法，比之李焕斗面对老虎为害，写一篇《驱虎帖文》，祈求上苍免惩，鲜明地显示出时代特点和科学的进步。其次，康熙本以找不到开采遗迹而否定广灵有花斑石资源的存在，乾隆本仍照常记载，后人也一直未予推翻。地图是志书必备内容，乾隆本较康熙本有明显进步。康熙本的“舆地全图”采用平面图，用方框标出村庄大体方位，根本看不出距离远近广袤，而且个别村庄连方位也不对。乾隆本的“县境全图”则绘出了全县山川、河流、交通要道和军事设施等，距离远近一目了然。之，乾隆本比康熙本长处颇多，暂不一一例举。究其原因，形势上有受全国修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影响。就本县来讲，人力物力充裕。志书成稿之后，还有余财，郭磊便用来建立了恤儒仓，作为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顺便指出，乾隆本有一点令人费解，所载康熙本3篇序，除疏漏之谬外，其中对刘介祉序有较多的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