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说大同之“墙”

任翔宇

川普还在台上的时候，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墨西哥墙”，尽管半途而废中道崩殂，但是从公布伊始，还是肉眼可见的一道壮观风景。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中国没有长城的话，大家几乎会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奇迹。

很可惜，长城才是，“墨西哥墙”，不过是个笑话。

长城很长。长城在山海关老龙头的地方有个孟姜女庙，门口的对联上说，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对联的气质和长城很搭，又绕又长，还透着一股子不可名状的优越感，远观有威，近看仰止，明明是放缓了身段儿的防御姿态，偏偏又生的雄姿卧龙模样，尽是一派壮阔景观。

长城蜿蜒两万多公里，几乎北方诸省都有遗迹，不过大同是个神奇的地方，和北京的居庸关、甘肃的嘉峪关、河北的山海关相比，甚至是和玉门关、喜峰口、金山岭、角山、慕田峪、铁门关这些同样不乏传奇的关隘相比，大同的长城才更像是当年的长城，静默，警惕，忠诚，边贸，守国门。

大同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大同自古就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为九边重镇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同长城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有长城遗迹，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隋长城、金长城、明长城、清长城都有迹可循。年公布的长城资源调查数据中，大同市境内明代长城达到了.千米。大同地处农牧交错带，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碰撞和融合的最前线，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环节，在中国历史上，农、牧两大经济和文化类型，虽然冲突不断，但一直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由于大同地处农耕和游牧的交错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曾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块塞外热土上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这些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在大同碰撞、交流，不仅让大同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的边塞文明，还留下了长城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最层次丰富、样式完整的批量遗存。大同是唯一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城市，也就是说，大同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长城文化博物馆”。

大同是长城线上的重要军事重镇，历代为兵家所争，因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有“北方锁钥”之称，大同北部缺少高山险峻，北方骑兵可以从阴山南麓的孔道一路南下，因此大同可谓扼守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要路，正所谓“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屏藩”，其军事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军事重镇，赵国派人将李牧驻守防御匈奴，并修建长城及众多的烽燧，“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其遗迹在今广灵、灵丘县境内尚能辨识，赵国曾“杀匈奴十万余骑，灭澹林、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里继设雁门郡，秦始皇将北部长城连为一体，“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汉代自高祖开始便一面行和亲之策，一面筑塞外亭障，汉高祖七年，匈奴围马邑、攻太原，刘邦亲自帅兵作战，于平城白登被围，七日不得解救，即著名的“白登之围”。其后匈奴愈发猖獗，汉只得以“和亲政策”笼络匈奴，同时加强雁云等地的防守。汉武帝元光二年，匈奴贵族侵扰代郡和雁门一带，汉军诱敌深入，在马邑设伏，准备乘机歼灭匈奴主力，然而被匈奴识破。此次尝试虽然失败，但揭开了西汉对匈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北魏时期为了保卫平城免受威胁，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年），“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止于河，广袤皆千里”。这条北魏长城自北京门头沟、河北涿鹿、蔚县进入广灵县，经浑源、应县、山阴、代县、原平、宁武、五寨、岢岚、止于兴县魏家滩镇西坡村村南，墙体石砌或土石混砌。北齐天保六年（年），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沿用了北魏的“畿上塞围”；七年，自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海，以备突厥。

隋唐云中一带为抵御突厥的要地。隋大业三年（年），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次年，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辽金大同作为西京，是防御西夏的第一道屏障，同时与南京成掎角之势，共同防御北宋。

明代，大同作为京师的西北屏障，设山西行都司，大同镇更是九大边镇之一。尤其是土木之变后，更成为北部边疆面临军事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

抗战时期，大同依赖其山地地形，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在延缓日军向内陆进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平型关战役即发生于此。

如今我们在大同最常见的，就是明长城。目前保留最完整的，也是明长城。

明朝建立后，开始大规模修筑北部长城，并置大同镇于此。为了对抗蒙古的馀支，明军多番出击，同时也沿前线修筑长城。城身的重要地段都以夯土外包条石，置敌台、堡垒、关隘以作守备，同时，沿边建立长期世袭服军役的卫所制度，使他们世世代代守卫边疆。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多位明帝为保护自身的安全，又加建内长城作为第二道防线，使防御体系更趋完善，长城、烽堡又得到增固。

沿山西内蒙交界之处的长城为外长城，东起天镇，西至偏关县，又称“大边”。在左云县和新荣区境内，另有一段长约40公里的长城，称为“二边”。而从偏关向东经平鲁、神池、朔州、宁武、原平、代县、应县、繁峙、浑源、灵丘至平型关的长城，则为明内长城，是明代山西镇所管辖的范围。所以，在今大同市域范围内，有南北三道明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大多是夯土制，间或重要地段有砖包或石墙，明代多次重修，包括成化年间余子俊修大同中路至偏头关段，嘉靖年间毛伯温、翟鹏修墙壕、增筑靖虏堡至丫角山段，翁万达、周尚文修阳和至宣化段边墙一百二十八里，万历年间郑洛主持修大边五百六十余里等。

大同的军事防御体系，绝非单纯是以线性要素而存在的长城，还包括众多以卫所、堡寨、墩台为代表的点状要素，构成一个复杂、多层级的网状系统。首先，在边墙之上，每隔数百米设有敌台一座，跨墙而设，或空心或实心，墙面开有门窗，供瞭望和射击。敌台，是边墙上的防御重点。

其次，与边墙相伴而存的，是城和堡，边依托堡，堡以守边，二者相辅相成。城堡陆续设立，到军事防御体系成熟后的万历年间，各路共有官堡和城共56座。另外，在官方军堡之外，还有极为大量的乡堡或商堡，是民间百姓为了防御外敌自发修建的民间堡子，相当于在乡村外围筑墙成堡，较小的村落或一两个或两三个村落合建一堡，大的村落则独建一堡或分建几堡，大同镇所辖范围内，已知乡堡约座。每个官堡负责管理一段边墙，同时还负责周边的墩台若干。墩台主要分边墩和火路墩，是大同军事防御体系中的最小单位。墩台大多选在台地等视野辽阔之处，相互之间间距一二里或二三里，每墩驻兵九名，主要任务是瞭望哨探，通风报信。边墩沿边而建，火路墩则是纵向深入内地，构成边区消息传递的纵横网络。

而这复杂而遍布北边的边墙-城堡-墩台系统之所以能够顺利运行，是以一套同样复杂的军镇管理体系作为支撑的。明代大同的空间范围内，存在两套与军事相关的管理系统，一为山西行都司，一为大同镇。山西行都司是大同境内的军事管理机构，下辖卫、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百户所等，各卫所官兵平时屯守，战时作战。行都司官员主要负责管理军户日常屯田操练和各项行政事务，兼理辖区内的民事，而不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具体的作战和守边任务，由大同镇负责。大同镇基本形成了“镇-道-路-城/堡-墩台”的管理模式，大同镇下辖大同巡道、阳和道、大同守道、大同左卫道等四道，各道下辖有路，路下则是城或堡。

卫所、城堡、墩台的选址，也是充分考虑到军事防御的需要，因山设险、以河为塞，各有不同的考虑。墩台多位于山顶制高点上，作警哨与联络之用；位于边防前线的军堡，多分布在山高路险之地，以险戍防；位于腹地的军堡，会选择在交通要道上布防；卫城和所城，则多选址在地势较为平坦的盆地或平原内部，适于大规模屯田和屯兵。如大同镇东路天成城，位于南洋河边，右卫城和威远城都位于仓河边上，平鲁卫和井坪所城均位于陆路交通之处设关，大者曰城，小者曰口。

长城在英语里是一个特别直白乏味的词，伟大的墙。这可能源于老外们最初的直观印象，壮观，高墙，但实际上，长城在国人心里，还是充满了人文情怀的复杂词汇。走遍大同的乡村田野，你会路过不少“堡”、“口”、“台”、“墩”，这些守口堡、得胜堡、李二口、镇川口、圆墩、三墩、镇口台、八台们如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不仅形成了大同独特的人文风貌与民俗文化，也成为长城带给后人的丰厚文化遗产，适宜游中参研、旅中体味。大同境内的长城大多是夯土制，间或重要地段有砖包或石墙，畅游在这些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的雄关隘口，不仅可以深深体悟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还可以鸟瞰大同文旅融合的发展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