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梁卓午(—.3.26),字炳南广灵县百疃村人。梁氏为该村大族，梁卓午祖父梁世隆经商，父亲梁作楫曾入县学，知书达理。梁卓午出生于书礼之家，自幼即受着正统的封建教育，清道光二十八年(),他15岁即进入县学，“嗣食廪膳”,也就是公费上学，咸丰八年()戊午科山西省乡试，考取第36名举人，成为本县知名人士，主讲延陵书院，从游者甚众，时年方25岁。

同治二年(),在书院创立“困勉社”,这是广灵已知最早的文化研究民间团体。同时他积极搜集梁氏家族资料，准备编纂族谱。同治十年()参加辛未科考试入选，授临晋县教谕之职，旋被钦差大臣阎某调办河东赈务。光绪十二年(),应丙戌科会试，考取第12名贡士，殿试中3甲第72名进士，朝考入选，签掣吉林。因亲老告近，改掣河南，先后办理中牟，西华、项城等县赈务。

光绪十四年()戊子科河南乡试，充对读官。光绪十五年()已丑恩科充河南同考官。光绪十七年()河南乡试，又充录官。同年七月，母亲丁氏故，回籍守制。期间复习经史，设馆教书。光绪二十年(),3年守制期满回到河南，十二月补授河南尉氏县知县，次年闰五月到任，时年64岁。逢湖北连年水灾，捐银两，又有山东赈务，再捐银两，两度捐赈，均受到封赏褒奖。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父亲病故，三月二十三日闻讣交卸回乡，再未出任。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波及广灵，三月，与弟、侄等建筑百疃南庄堡塞，光绪二十九年()竣工，费用.4千文自己全部承担。此后，隐居不出，究心学问。

民国元年()二月，与弟达午等人修《梁氏族谱》。三月初一日，《梁氏族谱》首修告竣，作序于疆善仁堂家塾。这部族谱后又经补撰，于民国19年()石印20部，由族人分散保存，是广灵迄今仅能见到的刊印本族谱。民国二年()二月十九日(3月26日),病故，终年80岁。

《经世文稿》

梁卓午一生中曾写下相当数量的文稿，著述甚丰，但大部分已失。目前除民国石印本《梁氏族谱》中有序文1篇和墓表3篇外，还发现1部名为《梁公丙南经世文稿》(以下简称《文稿》)的抄本。抄本封面曾经裱糊，内衬民国14年8月28日的报纸，时距梁卓午逝世12年，可视为转抄时间。封面上署名“保真”、“骋青”,并盖有梁宝珍的图章，当是转抄者的名讳。

开篇《三希斋铭》下署“丙科进士梁卓午”。考《梁氏族谱》,梁宝珍与梁卓午同宗，又是同时期人。根据抄本文章内容，完全可以排除假托的可能，因此，这部抄本不仅是梁卓午本人留下的唯一的一部传世之作，而且是广灵现存的绝无仅有的一部旧时代文人著作孤本，弥足珍贵。

《文稿》上下两卷线装合订，存文共23篇，上卷11篇，下卷12篇，计约2万字，文章包括书信7篇、祭文6篇、碑文墓表3篇、铭记3篇、章程1篇、议论文1篇和祝寿文2篇。作者谙熟各种体裁，如《砚匣铭》是赋体韵文，《祭节孝崔儒人文》和《祭长男以震文》是骚体诗，《柱峰王公七十寿序》则是散文和韵文相结合，其它文章或议或叙，文笔流畅，灵活变幻，自成一格。

《文稿》内容多具地方史料价值，如百疃村曾遭过一次特大洪水灾害，但具体时间却不甚了了。《重修关帝庙、娘娘庙、阎王庙记》中却记载得一清二楚：“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夜，大水。行星震，冯夷怒，其鱼之欢，盈耳不忍闻”。

封建教育启蒙之后，要读哪些书？从《祭长男以震文》中可以开出书单：“将先授以《尔雅》兮，《五经》以次而读遍；继正《四书》之句读兮，乃卒业夫《左传》;《孝经》通其大意兮，《周礼》勤温而无间；《夏小正》与《弟子职》兮，《丹书谥法》为一卷；又旁及乎《握奇》与《阴符》兮，《文选》、《唐诗》选读千余不厌；恐史学之弗知兮，《杨氏史签》、《陆选四书》靡不毕读而无所欠；可以兴与试帖兮明文悦犹刍蒙。”

清末文人聚会结社的方式、研讨范围和方法等，可以从《困勉社约》中窥知，社约中详列有会规、会时正课、会时兼课、约言等，连因故缺席的补课办法亦有相应规定。此外，从与其他文人交往的文章中，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今人无从知晓的事情。

《文稿》还反映出梁卓午具有民族正义感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砚匣铭》作于年冬，是年秋，英法联军从大沽口登陆，打败清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再次迫使清政府签订辱国丧权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梁卓午的民族义愤。

他对新做的榆木砚匣明志：“提笔四顾，百感交并。天降兵戎，民无所定。尤愤英夷，猖獗强横。廓清寰宇，伊谁之任？指挥三军，申严号令；运筹帷幄，千里决胜。草撤飞书，汝参革阵。祸乱既平，天开景运。臣仗戎芜，明良相庆。”尽管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认识比较肤浅，他后来的生涯也无从实现其抱负，但有志于从戎卫国，抵御外侮的民族正义感，还是应该肯定的。

《文稿》中不时流露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作者在《诈辩》一文中就史载战国魏西门豹禁河伯娶妇一事说：“夫民间女既可为河伯妇，河伯即当与民间相往来。河伯既不与民间相往来，民间女必不能为河伯妇。”“且河伯娶妇，亦安有每岁娶妇之理？岂河伯来自龟兹，欲效其俗，置女市于海市乎？抑亦为河伯妇者，俱未周岁而卒，无与河伯偕老者乎？非道之罔，苟非至愚，孰其信之？”为河伯娶妇仅是三老廷掾之假此以网利的一种骗术而已。

他认为“佛者”用“忏悔”,“老(道)者”用“拔济出途”,“巫觋”用“书符拜章”,“伏人”用歌酬神祈福，“瞽者”用算命穰灾种种迷信手段行诈，“惑人之志，耗人之财，败俗伤风，志士同慨。”尤其对于那些装神弄鬼骗人的巫婆更是痛加指责：“近世以来，有无耻老妪，诡异仙灵，妄立名号，作能言之‘神’,欺无知之妇，种种妖妄，言之切齿。”在迷信之风盛行的时代，梁卓午的思想无疑是相当进步的。

《不与人作真武庙记说》就咸丰九年()阳眷村(今属河北省蔚县)重修真武庙请他撰写碑记一事说：“余考经史，真武无明文，诸子亦不少概见。其间见于他说者，事近禅亦近诞，经学先生难言之。至世俗所传闻，语涉东斋，无文可征，尤难信之。”因此，他拒不从命。凡类似这样的事，他一概不予允诺，所有这些，无不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封建意识。

梁卓午作为一个曾任过知县的封建末代文人，自然有其不足的一面。早年主讲延陵书院，首倡困勉社，但在社约中过分重视封建礼教和儒家的循规蹈矩，在会规下严格限制研讨范围，做下许多不科学和不必要的规定，如：“勿言佛经，勿言垢书(如《西厢记》、《金瓶梅》等书),勿言邪书(如《丹经》等书),勿言闲书(如《聊斋》《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书),勿言朝廷利害，勿言官长得失。”还有“勿偏，勿蓬头，勿垢面，勿邪冠，勿脱帽，勿摇首，勿点头，勿咋舌，勿侧耳，勿掩鼻……。”这些规矩自然会使团体缺乏生气，作为不大，以至对后世毫无影响。现在除了《文稿》中保存下这个社约外，已经没有人知道困勉社曾经存在。

中年，他在外做官，最后满载归里，亲人拒不出迎，欲赠财物，无人收纳，疑其任内是否廉洁，甚至传说其孙女系他判案所致之冤妇投胎。他在晚年，暮气沉沉，对世事持消极态度，而醉心于儒家学说与时代潮流相去甚远，人称“难缠先生”。从其一生经历看，亦属必然。梁卓午书法颇佳，但迄今尚未见到他的墨迹遗存，大多毁于五、六十那个特殊时期了。

资料来源：文史学者张信忠、《大同府志》、《广灵县志》